管理只能讲义，不能讲利

《论语》里仁篇有一句话: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意思是修养良好的人，乐于追求义理，而修养较差的人，乐于追求利益。想不到被后世儒者，不小心加以二分化，弄成“义利之辨”。好像管理只能讲义，不可言利，以致于管理者也跟着口是心非，说什么不重利益。

诚然，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一味追求利益，必然会招致许多怨恨。但他也不讳言，政府顺应民众的期望而给予利益，是一种美德(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费乎)。

可见孔子所反对的，只是“不合义的利”;对于“合义的利”，他不但不反对，反而加以鼓励。前者的代表是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，后者的陈述，则为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”。

很多企业家认为“合义的利”相当抽象，不够具体，其实合义的利十分具体而易于查验、考核。

首先，管理所追求的利益，依程度的高低，可以分成小利与大利;从价值的判断，可以称为邪利与正利;自其维持的时间短长，可以分成近利与远利;而按其所得的多少，也可以分为暴利与当利。目标光明正大的团体，其组织目标，自应以大利、正利、远利与当利为规范，不应该因贪图小利而妨害大利;因追求邪利而作奸犯科;因顾及眼前的近利而牺牲长远的利益;因有机可趁而猎取暴利。

其次，在寻求大利、正利、远利与当利的时候，必须预先考虑，获得之后，可能带来快乐，或者会带给大家不快乐。“乐不乐”，是确定所要求取的利益之后，所应该事先思考的第二问题。

能够带给大家快乐的利，当然可取;不能带给大家快乐的利，便不可取。问题是“大家”的含意，有广有狭。往往少数人快乐而多数人不乐，对这少数人而言，依然是“大家”。因为在他们心目当中，已经把多数的其他成员忘掉了。

为了避免这种“独乐”、“寡乐”而非“众乐”的缺失，必须再度提升思考的层次，想到“和”的问题。和不和是衡量独乐、寡乐和众乐的最佳指标，因为独乐和寡乐终将引起不和，惟有众乐才能获致和谐。当然众乐并不代表“齐头式的假平等”，却无可否认地追求“立足点的平等”，以免产生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(这个均字也是指真平等而言)的怨叹与怀恨，使大家不能和谐。

和谐很容易掉人和稀泥的陷阱，大家多少分到一些好处，看起来都很快乐。究竟是真的和谐，还是变相的和稀泥?必须提升到第四层次，用“安”来加以评估。能安的和，才是真的和谐;不安的和，就是可怕的和稀泥，把大家麻醉得因循苟且，不求上进，当然会产生不安的后果。

任何利润或利益，只要一层一层往上审问:能不能造成快乐?会不会产生和谐? 是不是带来安宁?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，自然合乎义理而可取;若答案之中，有否定的，最好赶快深人追究，问题出在哪里?及时调整和补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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